NEC锂电池产品分类
NEC锂电池关于CATL超级工厂的争议性论点
表1. 访谈对象。 图1. 德布勒森市垃圾桶上张贴的反电池制造标识。2. 研究背景与语境
2.1. 欧盟的"可持续交通"与匈牙利的电池产业格局
改变出行方式是减少碳排放和缓解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关键。"可持续出行"的理念并非新概念，它最早见于199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份绿皮书，并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密切相关(European Commission, 1992)。然而，目前对"可持续出行"尚无统一定义。一个真正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应当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保障社会公平并恪守环境承载极限(Berger等，2014; Gallo & Marinelli, 2020; Holden等，2020）。同样地，"可持续交通"转型是一系列作用于不同尺度和空间性的社会、技术与政治进程，其本质是将基于化石燃料的运输方式转化为新型非化石燃料运输措施（Bannister, 2008).
当前正在进行的"可持续交通"转型是由《欧洲绿色新政》及其政策文件(如《可持续与智能交通策略》)设定的里程碑所推动的。《可持续与智能交通策略》) (欧盟委员会，2019年, 2020虽然这些文件并未强调电动汽车或个人出行的主导地位，但最新研究表明该转型严重以电动汽车为中心，且主要惠及社会特权群体(Deberdt & Le Billon, 2024年; Holden等，2020; 国际能源署，2021批评者认为电动交通"既未挑战我们的出行方式，也未要求我们减少出行"(Holden等，2020第5页)，并指出欧洲绿色转型是资本驱动的，其目的在于拯救社会经济体系而非环境(Andreucci等，2023; Vela Almeida等，2023）。关于交通转型的可持续性仍存在争议。
与此同时，匈牙利将经济政策核心定位于成为全球电池生产领导者，以确立其在欧洲交通能源转型中的重要地位。此举引发匈牙利电池产业热潮，同时也激起了关于电池制造业发展根本目的的激烈辩论，讨论焦点集中于其动机究竟出于环境考量、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因素（Czirfusz, 2023; Éltető, 2023批评者经常强调一些担忧，例如该国规模不足以实现如此雄心勃勃的Quest、可疑的经济效益、宽松的监管框架、恶劣的劳动条件以及生态破坏Győrffy, 2023; Polyák, 2024).
的研究中显露无遗。匈牙利电池产业目标表面上与欧盟"可持续交通"政策相契合，使得这个常在欧盟内部行使否决权以谋取政治利益的阻碍者国家与其他成员国形成了独特协同效应（Polyák, 2024Czirfusz (2023)Czirfusz (2023)指出，匈牙利策略与旨在建立电动交通供应链战略自主权的主流政策存在显著差异。当欧盟试图构建由欧洲企业主导的气候中性电池价值链以保护汽车产业时(Polyák, 2024)，匈牙利政府的策略则致力于通过强化与中国及东亚的关系来发展一条平行价值链(Győrffy, 2021; Wu, 2024）。该项目依赖从东亚进口材料、技术和专业知识，这与欧盟的战略自主愿景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宽松的环境监管意味着匈牙利电池行业仅实现了欧盟政策目标中的一个：使欧洲汽车工业受益（Polyák, 2024).
从政治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匈牙利呈现出引人深思的案例。经济层面，该国长期依赖西欧（尤其是德国）的私人资本与代工企业，同时也是欧盟财政工具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然而自2010年执政以来，青民盟-基民党政府始终与欧盟及部分西欧成员国保持着紧张且充满争议的政治关系（Bozóki & Hegedűs, 2018）。该国与中国的战略配对关系完全契合欧尔班·维克托领导的政府逻辑，既可作为对冲欧盟政治影响力的手段，又能替代因政府与欧盟机构关系恶化而被冻结的欧盟资金（Scheppele & Morijn, 2025在电池制造领域，匈牙利国内政治动态——源于政府需要寻找能部分替代欧盟支持的新支持者——与更广泛的国际经济格局调整相互交织，后者正以"战略自主"为名将制造产能迁回欧盟。然而匈牙利通过携手亚洲资本颠覆了这一逻辑，以此作为降低对欧盟经济依赖的手段，因为欧盟的民主管控对匈牙利政府而言日益成为束缚。
匈牙利政府将本国定位为东亚电池制造商与欧洲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之间的跨链桥（Gagyi, 2024; Gagyi等, 2024; Wu, 2024）。一方面，由于匈牙利能进入欧盟市场且生产成本相对较低，该国对东亚企业具有吸引力（Czirfusz, 2023另一方面，匈牙利电池扩展包的发展恰逢欧洲汽车行业向电动化转型。该行业历来是匈牙利的关键产业，2021年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超过5%，占出口总额的21%（Szabo et al., 2023）。然而，跨链桥策略使匈牙利陷入双重依赖的境地（Czirfusz, 2023德国汽车制造商与亚洲电池企业共同推动了一场"历史性的再工业化浪潮"，该进程受到匈牙利政府的大规模补贴。%% （结论部分）这种再工业化的成本"被大规模转嫁给纳税人、本土及移民劳工以及自然环境"。Gagyi, 2024结论
将匈牙利经济从长期依赖德国汽车工业转向同时依赖德国汽车与东亚电池产业的策略，正遭到该国独立媒体和科学界的强烈批评。这种依赖性在Haszán与Haász（2025）通过分析工业生产量指数发现，工业总产量下降与汽车和电池行业产出减少相关。鉴于电池制造业附加值较低且匈牙利缺乏研发部门——而亚洲开发商大多不计划引入这些部门——如果德国汽车行业未能在电动化Race中保持竞争优势，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Szabo et al., 2023; Wu, 2024).
匈牙利政府将电池制造业视作复制汽车行业成功的重要手段。然而正如Éltető (2023)所指出的，对制造业的过度侧重使该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困境。"匈牙利经济生产力多年来持续低迷，出口国内附加值同样低位徘徊，这引发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隐忧。从长期来看，'制造型经济体'在增长潜力与竞争力方面存在结构性制约"（Éltető, 2023就业创造是这些发展带来的另一潜在效益；然而，无论是电池行业还是汽车制造业，都正在经历"富士康化"进程，其特征表现为非技能岗位占比高、薪资水平低以及就业形式灵活化（Czirfusz, 2023）。此外，企业越来越多地依赖劳务租赁机构来吸引外籍劳工从事非技能工作。一方面这对企业具有成本效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维持较低的工会组织率（Czirfusz, 2023; Gagyi等, 2024; Malm & The Zetkin Collective, 2021).
除了值得商榷的经济效益和不足的劳动条件外，研究还强调了电池制造相关的生态代价。两个关键问题在于该行业的能源与水资源消耗（Polyák, 2024; Éltető, 2023）。能源需求正推动对替代能源（如太阳能园区）的需求，并加剧匈牙利对核能的依赖。由于环境许可中信息沟通不一致且数值频繁变更，电池行业的总用水量仍不明确，这削弱了公众对当局的信任并激化了反对情绪（Győrffy, 2023; Éltető, 2023此外，匈牙利政府与电池行业利益相关方在宣传中经常强调的"污染者付费"原则，与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相符。Gagyi et al. (2024)和Polyák (2024))双方均指出，低额环境罚款、投资前公众咨询机制的缺失以及（环保）监管部门流于表面的调查，已成为电池行业监管的常态做法。那些在其他地区引领绿色技术的企业正利用这一机会，将落后且（潜在）危害环境的技术引入该国。这种现象与政府部门的保密作风、矛盾表态以及公众对电池制造认知的不足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该行业的抵触情绪。Remsei等，2023).2.2. 从保密到对抗：宁德时代德布勒森超级工厂
截至2022年，"可持续交通"转型势头强劲，欧洲境内共有111个大型电池制造项目正在推进（欧洲电池联盟，2023）。然而学界对"可持续交通"及电池制造背后的驱动力提出质疑（参见Andreucci等，2023; Dunlap与Laratte，2022; Vela Almeida等，2023欧洲各地的政党或民间社会组织鲜有提出异议，这些发展总体上未遭遇重大社会阻力。匈牙利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从一开始便引发了激烈辩论，这场辩论深刻影响了关于电池制造的公共讨论。
针对匈牙利政府的电池策略，民间团体和政党组织了多次示威、公民抗命行动、信息宣传活动和讨论。这些活动的焦点是宁德时代在德布勒森的超级工厂。这项投资由青民盟-基民党领导的市政府高度保密。保密措施以及信息沟通的缺失，引发了一系列示威活动和激烈反对意见的出现(Czirfusz, 2023; Éltető, 2023此外，有限的透明度为政治行为者传播错误信息和民粹主义极右翼言论创造了环境，这进一步放大了民众的焦虑、恐惧与担忧（Wu, 2024).
公众对电池制造知识的匮乏(Remsei等，2023)、错误信息和民粹主义言论，以及青民盟-基民党发起的诽谤运动，使得舆论焦点难以集中在事实上。亲政府媒体早期就将反对该投资的民间人士和非政府组织贴上了"左翼代理人"或"索罗斯资助"的标签(Magyar Nemzet，2023；关于匈牙利媒体生态的研究可参见，例如Polyák, 2019）。政治混乱占据上风的典型案例是宁德时代超级工厂环境许可证的首次公开听证会，其间"雇佣煽动者"的喧哗与暴力行为阻挠居民获取项目开发信息（Weiler & Hevesi-Szabó, 2023).
译文： 尽管面临舆论压力和民众支持缺失，该项目仍获得地方政府力挺。典型例证是：超级工厂的建设工程在未取得有效环境许可证的情况下持续推进，相关行政机构——市政府与豪伊杜-比豪尔州政府——均未叫停施工。这表明管理机构始终遵循市长声明，即便存在市民担忧，该开发项目仍持续获得政治背书（Selmeci, 2023).3. 方法学：德布勒森的实地考察
研究数据包含2024年进行的17次半结构化访谈（参见表1）。参与者筛选标准基于其与电池制造业或德布勒森市的关联性，涵盖国会议员、地方政府议员，以及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和电池制造企业的代表。为全面呈现匈牙利汽车与电池行业图景，研究还纳入了工会代表与行业专家。
编号。
标识符
位置
主体类型
1
IND1
政府关系高级经理
电池制造商
2
IND2
系主任
政府机构
3
IND3
销售与项目开发总监
电池制造商
4
IND4
董事总经理
行业协会
5
IND5
执行合伙人
可持续商业顾问
6.1
NGO1
董事会成员
地方环保非政府组织
6.2
NGO2
董事会成员
地方环保非政府组织
6.3
非政府组织3
主席
地方环保非政府组织
7
非政府组织4
成员
地方民间倡议
8
NGO5
董事会成员
地方环保非政府组织
9
NGO6
自然保护工程师
地方绿色倡议
10
NGO7
区域协调员
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
11
NGO8
专家，市政代表候选人
以区域交通为重点的地方协会，全国性政治运动
12
POL1
Municipal representative
地方政府
13
POL2
国会议员
政府
14
POL3
Municipal representative
地方政府
15
POL4
市政代表候选人
National political party
16
UNI1
副主席
工会
17
UNI2
区域协调员
工会
表1以下是受访者及其识别代码的详细列表。这些简短代码将在全文用于标注源自不同参与者的研究数据和引述内容。受访者通过目的性抽样选取，即通过新闻媒体、市政及政府网站等在线渠道识别关键行动者。入选初始样本的行动者需具备某种形式的网络可见度——例如曾在媒体上评论相关事件，或担任与研究主题相关的职位。随后通过滚雪球抽样法识别并联系更多受访者，即研究过程中由访谈参与者推荐其他潜在相关行动者。联系方式包括电子邮件、电话及Linkedin消息。
参与者的评论与观点将其划分为两大阵营：项目支持者与反对者，以及对电池制造持更广泛立场的群体。这一划分贯穿全文。与电池产业存在关联或受雇于该行业者（如工业专家或电池制造企业员工），以及与匈牙利政府或青民盟-基民党有关联的人士构成支持方；而活跃于非政府组织或地方政治的当地居民则构成反对方。本研究通过纳入跨政治光谱的参与者以实现平衡。然而，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制度以及对报复的恐惧，导致许多潜在受访者拒绝参与研究。多数人将拒绝理由归结为董事会决议或组织规定。这些制约因素对本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构成了限制。
除访谈外，本研究还参考了新闻文章、相关网站以及在匈牙利德布勒森开展的广泛实地调查。受访者均收到一份概述研究内容的信息文件，这常导致他们试图将所有话题都与电池制造相联系，即便这些问题与具体提问无关。访谈采用结构化流程，从可持续性的一般性问题逐步过渡到以案例为核心的专项问题。访谈首先围绕匈牙利电池制造业展开，继而探讨宁德时代德布勒森项目及其与地方-区域发展、社会和环境的关系。参与者被要求从公共角色视角（如专家、非政府组织成员、政界人士）而非个人立场发表观点。为理解电池制造的物质性如何被表达与调动，研究问题聚焦于参与者对电池制造的愿景与认知，以及他们识别出的电池争议背后原因及其政治化本质。%%上述限制因素代表了本研究结论的局限性。这些约束条件代表了研究结果的局限性。4. 匈牙利极右翼政治生态学与环境政治
巴拉萨·卢巴尔达在其著作导言中《极右生态主义》将极右翼政治生态学界定为"一种政治或话语策略，使其支持者能够虚假地呈现环保形象"(Lubarda, 2024，第3页）。本文以极右翼政治生态学作为概念框架，分析支持与反对电池制造的论点。其目的并非从理论上重构该框架，或重新界定极右翼的实质内涵，而是通过案例研究具体展现极右翼话语策略的实践运作，重点关注这些论点中体现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与仇外心理本质。
在匈牙利过去15年民主衰退的背景下，极右翼价值观的常态化已成为日常现象(Allen et al., 2024; Lubarda, 2024艾伦等人将极右翼定义为“一种推崇威权主义、民族国家主义、传统规范、同质化、反智主义及肢体暴力等特定价值观的右翼政治形态，通常与厌女情结及对种族化、性别化（现状）等级制度的接纳与激进鼓吹相重叠，暴露出对人类平等理念的顽固抗拒”（Allen et al., 2024第6页）。这些价值观在青民盟-基民党政府的政策中表现明显，并体现在围绕电池辩论的论点中。
极右翼政治生态学为理解环境议题如何与激进及极端主义政治相交织提供了分析路径，通过揭示极右翼行为体如何将生态危机操作化为政治工具（Allen et al., 2024）。本文使用的这一概念并非作为一种连贯的意识形态，而是具有目的性模糊的话语策略，使支持者能够调动物质环境和环境议题来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目的（Lubarda & Forchtner, 2022；Lubarda, 2024该策略最终会削弱真正可持续转型的可能性，因为其背后的动机并非聚焦于解决生态危机。
4.1. 从气候否定主义到民族主义环境议程
自执政以来，青民盟-基民党联盟基于威权主义、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价值观，巩固了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反民主政权（Lubarda, 2024）。尽管欧尔班·维克托自诩为传统基督教理想及匈牙利土地、人民与环境的守护者（Gonda, 2019），却系统性地削弱了"绿色标准与环境价值观的落实[…]，主要通过废除或架空原有代表这些理念的机构来实现"(Mikecz, 2017，第121页）。该过程包括废除环境部与未来世代议会独立专员职位、为投资开发受保护森林、阻碍太阳能投资、推迟天然气转型、削减公共交通资金，以及将经济置于环境之上（Antal, 2021a).
过去数十年间，随着生态危机日益显著且绿色政治理念在（年轻）选民中影响力增强，公开的气候否定论已失去立足之地，欧洲各地的民粹主义否认政党被迫作出回应（Antal, 2020; Antal, 2021a；Lubarda & Forchtner, 2022；Mikecz et al., 2023匈牙利"未来星期五"和"灭绝叛乱"这两个环保社会运动的相对成功表明，即便在匈牙利，也有相当一部分青年能够被动员起来关注气候问题。他们2019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通常有数千人参加）帮助将气候变化推上了公众议程。这些事件，加上2019年匈牙利地方选举中反对党在布达佩斯和其他主要城市获胜，以及2019年11月5日由绿党领导的布达佩斯市政府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迫使青民盟-基民党调整其气候否定主义的传播策略。
认识到生态问题日益重要，青民盟在2019年后采取了双重策略：在欧盟层面阻止气候政策以增强其谈判地位，同时在国内政治传播中启动"绿化"进程（Antal, 2021a; European Parliament, 2024; Hoerber等, 2021）。这种利用环境问题获取政治优势的做法被Antal (2021a)他认为青民盟-基民党的环境政治包含对"全球化、左翼/自由主义环保主义路径的全球主义特性进行批判，并主张地方主义，即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寻求绿色解决方案"(Antal, 2021a，第221页)。
这项新的环境议程融合了植根于民族主义价值观的伪环保主义，其核心在于保护匈牙利的自然、土地和人民免受气候灾难的冲击。该议程强调服务于经济利益的技术解决方案与生态现代化，以及受政治利益驱动的有条件环保主义——二者均未动摇资本主义现状，也未为生态危机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Lubarda, 2024除了极右翼行为者惯常采用的虚假生态主义——他们工具化地利用生态危机——危机的责任被从匈牙利转移至西方国家/欧盟等实体，从而在话语层面构建出一种二元对立结构：一边是被描绘为勤劳匈牙利人的危机受害者，另一边则是以富裕外国人为代表的、被视为从中牟利的精英阶层。Antal, 2021a, 2021b; Caiani & Lubarda, 2024; Gonda, 2019; Gonda & Bori, 2023; Hoerber等, 2021; Mikecz et al., 2023).
在本文后续部分，将呈现电池辩论中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论点。随后将深入探讨访谈材料中识别出的虚假生态主义，以及通过构建"我们"（即内群体）与"他们"（即外群体）二元对立所造成的极化现象。5. 关于CATL超级工厂的争议性论点
匈牙利体现了极右翼政治生态中更广泛的趋势，其中环保主义常被描述为具有内在矛盾性（Bori & Gonda, 2022; Lubarda, 2024）。维克托·欧尔班政府已从气候否定论转向虚假生态主义，推行生态现代主义及"绿色"工业发展。这种做法引发社会紧张并激起电池争议，因为这些发展成本被转嫁给环境与匈牙利社会（Gagyi, 2024; Éltető, 2023).
电池争议中的论点建立在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仇外价值观之上。支持者将电池行业塑造成无可争议的绿色产业，同时将紧张局势归咎于地缘政治因素并制造敌对形象。反对者采取了类似立场：他们质疑超级工厂项目的环保资质，并将宁德时代超级工厂落户当地归咎于精英阶层和外国势力。双方的共同点在于：环保主义都是有条件的。生态论据被策略性地用于推动非生态目标的实现。
5.1. 从邻近性到环境：反对者的传播策略
正如Remsei等人(2023)需指出的是，电池争议的关键在于公众对其制造工艺及潜在危害认知不足，同时存在对这类工厂选址的非理性诉求。虽然多位受访者(NGO1、NGO2、NGO4、POL1、POL3、POL4)认同"某种非基于现行锂离子技术的电池制造"(NGO2)对"全面实现电动交通至关重要"(POL1)，但反对该发展的群体达成共识：此类工厂应远离城市选址，或更理想地建于他国。正如一位前市政代表的以下引述所示，选址问题常与环境问题相关联，无论是涉及居民生活空间还是"自然"环境。
是的，我能够想象在德布勒森附近建立电池工厂。但不会如此靠近城市，不会如此临近居民区，且需遵循更为严格的监管条例。（POL1）
针对宁德时代超级工厂的"非近距抗议"论调（"若工厂位于30公里外……无人会有异议"，POL3）聚焦于选址公正性问题，凸显出周边社区对该项目的社会接纳度缺失。邻近性常成为反对新型绿色工业或基础设施项目的重要因素（McCauley & Heffron, 2018）。这种邻近性争议与分配正义相关联，后者涉及社会经济与环境成本收益的空间及社会分布格局（Magnani, 2021).
当地非政府组织一位董事会成员的以下引述表明，在宁德时代案例中，邻近性与社会接受度密切相关。此外，其表述方式表明，环境问题与个人直接所处环境的关联度远高于广义的环保主义。
他们将这些工厂引入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像美国那样把工厂迁至沙漠地带。在这里，这些工厂正被建造在紧邻我们居民区的位置。（NGO1）
通过援引那些"引进这些工厂"的人，受访者构建了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他者群体。这凸显出吸引电池投资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决策()——这种局面使得极右翼政党在民间自发的反对声浪中觅得可乘之机，进而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加以利用。为煽动公众情绪，他们不惜散布关于该开发项目的危言耸听之词，传播那些通俗易懂却违背事实的信息（例如声称农田遭受毒害，或有农民因母亲受到威胁而出售土地）。这些行径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心理，导致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Győrffy, 2023; Polyák, 2024; Éltető, 2023同时还将责任延伸至地方决策者：市政府、规划部门以及参与建设前期物流与基础设施筹备工作的内外市政合作伙伴。这反映出民众对项目自上而下推进方式的不满，以及对社区缺乏参与机会的不满情绪。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该过程显然存在缺陷，因为相关利益方既未出席也未参与决策阶段（Magnani, 2021）。信息提供也极为有限：居民只能在决策最终确定且工厂建设已开始后提出疑问。将责任归咎于那些"引进这些工厂"的人，受访者构建了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他者群体。这凸显出吸引电池投资本质上是一项政治决策(将工厂选址紧邻居民区的决策过程表明，相关决定是在未征求当地社区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的，这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当局的不信任感，此类现象在类似情境中屡见不鲜（McCauley et al., 2019).
决策过程中有限的公众参与使市民感觉他们"未被征询意见"(POL1)关于这项投资(类似情绪在其他访谈中也有表达，包括NGO3、NGO5、NGO8、POL3、POL4)。这项无视市民意见的决策——一个不顾他们反对仍被实施的方案(Selmeci, 2023这种制造恐慌的言论同样体现在民间反对派的论述中，尤其在涉及土地（及环境）议题的传播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下由当地非政府组织理事会成员发表的言论便清晰印证了这一点：民间反对派的论述中同样充斥着危言耸听，尤其在涉及土地（及环境）议题的传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点在当地非政府组织理事会成员的以下言论中清晰可见：
为何我们必须承受这一切的后果？为何我们的家人、子女以及生存环境要为此背负重担？（NGO2）
我们不希望的是，为了让电动汽车在欧洲运行，它们污染了这片土地，而这里是匈牙利。（非政府组织1）
这两段引文清楚地表明，（环境）污染与电池制造的“负担”是相关联的not for us论点。"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POL1），或是"不清楚这将如何为我们带来电气化"（UNI1）。这强化了将超级工厂迁往他处（或至少远离城市）的诉求，同时塑造了一个可供指责的"敌人"。第一段引述仅提及当地居民承受的负担，而第二段则明确将矛头指向欧洲/西方/精英阶层：购买电动车的人群、制造电动车的企业，以及推动"电动车作为未来出行方式"政策的幕后推手。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其中"敌人"有时被明确指称为特定群体（如富裕国家、电动车车主、从电动化转型中获益者），而在其他语境下，焦点则转向未能从这些发展中受益的群体。例如普通匈牙利民众、市民阶层、受害者或贫穷国家——这些"为[电动化]转型付出代价"(NGO2)的群体，其代价体现为CATL超级工厂在其周边区域的兴建。
许多人为生育三个子女而迁离德布勒森1并在当地建造了家庭住宅，待这一切完成时，工厂已近在咫尺。（非政府组织3）
然而，遭受负面刻画的不仅限于西方、欧盟或精英阶层。东方势力——具体而言是被指控实施土地掠夺、污染环境并使当地居民生活困苦的非欧洲电池制造商——同样成为攻击目标。反对者制作的贴纸（如图1所示）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图1.
左侧贴纸将登月殖民行为隐喻为中国（通过宇航员手持旗帜体现）试图从德布勒森/当地居民（背景中的德布勒森归正大教堂象征）手中夺取土地（文字翻译："我们不会放弃土地"）。右侧贴纸以类似手法，主张为市民争取"空气"和"水"资源，而"非电池工厂"。
这些贴纸将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东亚电池企业定位为另一个"外部群体"。然而，此类象征手法不仅将负面关注引向企业主体，更助长了针对移民群体的仇外情绪——尤其针对在宁德时代超级工厂及其他匈牙利电池工厂建设的东南亚劳工群体。环境要素以"我们的土地"、"空气"和"水源"的形式呈现，但其仅作为强化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意象的传播工具而存在。
一位市政代表的这番言论精辟概括了本节所阐述的论点：
我认同增加电动汽车数量的目标，但反对在我的城市生产这些车辆的电池。[...]当有人将诸如"德布勒森未来"（当地绿色倡议）与绿色转型同中国电池工厂的建设相提并论时，恕我直言，这种态度相当虚伪。问题不在于产品本身——那些电池质量很好。但如果要我统计德布勒森市内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的汽车数量，我相信一只手就数得过来。(POL3)
受访者在被问及对电池制造的看法时，首先表示支持电动汽车但反对在德布勒森进行电池生产，随后从绿色倡议和转型的角度谈及环境问题，继而迅速将矛头指向"中国电池工厂"，隐晦地批评那些支持该投资的人士，最终以not for us该论点收尾。引述内容同时表明，部分支持者认同电动汽车是交通转型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Berger等，2014而电池行业对生态的危害却被忽视5.2. 地缘政治指责与敌对塑造：支持者的沟通策略
支持者在讨论本地影响时态度谨慎，尤其涉及德布勒森可能因项目建设而发生的变化，以及此类项目可能引发的社会经济挑战（IND1, NGO6）。部分受访者同样意识到Czirfusz (2023)所提及的经济依附性潜在问题（IND2, IND4）。多数人对于技术快速演进（IND3, IND4, IND5）、危害最小化的可能性（IND4）持乐观态度，且普遍认为电池产业繁荣将同时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IND2, IND5, POL2）。支持电池制造的受访者极少提及生态问题：该行业被视为"绿色"产业，而电动交通则被认定为环境友好型运输方式。对于质疑电池制造必要性的反对意见，有议员在回应电池辩论时将其归结为受政治议程驱使、仅遵循他人脚本的行为，并予以驳斥。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必须说值得庆幸的是，这座城市绝大多数居民都具备常识，他们非常清楚：仅仅因为某人远道而来并高声宣扬某些言论，并不意味着这些言论是真实的。（POL2）
此处有两个值得注意的传播要素：其一是强调反对发展项目者属于喧嚷的少数群体，其二是强调该群体"远道而来"。通过区分"外来者"与"城市居民"，构建了一个外群体。此外，政府和产业界行为主体在传播中采用的居高临下口吻（"叫嚷着不实之辞"），试图给反对者塑造负面形象。无意进行批判性讨论或基于事实反驳论点，而是意图贬低反对开发进程的参与者。相关论调包括声称反对者“被事实困扰”、“对电池制造原理不感兴趣”，并主要传播虚假信息（IND1）。少数群体的激烈情绪通过以下表述得到强化：将抗议活动描述为“仅能通过报纸了解”（IND5）、将强烈反对立场定性为最初阶段的“对变革的普遍抵触”（IND5）或“初期的不确定期”（POL2）——这些都被视为正常现象。核心论点是反对者不愿参与讨论，正如某行业协会的常务董事所言：
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何从政治上利用这一局面，如何将其[加以运用]。坦率地说，这现已成为政府方面的软肋。(IND4)
多名行业受访者的评论强化了这一论点，他们表示"局势已政治化"(IND3)，且从企业角度看"将真相引入政治辩论并非目的"，因为政治从不关乎事实(IND1)。
政府的宣传策略依赖于诋毁电池产业热潮的"反对者"，指责他们制造"歇斯底里的氛围"，散布有关污染与环境的"政治口号"，且拒绝参与讨论(POL2)。正如一位议员所言：
只有愚者才看不出这是蓄意挑衅。一个精心策划的团队正在将特定言论灌输给公众。（POL2）
这引发了关于"准备充分的团队"是谁以及反对宁德时代和电池制造符合谁的利益的问题。Fidesz-KDNP利用地缘政治提供了一种易于理解的解释。他们认为匈牙利及匈牙利政府的各种"敌人"试图破坏电池策略的成功。反对发展的并非真正忧心的当地居民，而是一群旨在误导公众的"受雇煽动者"。Magyar Nemzet，2023).
在电池争议中，Fidesz-KDNP从民族主义、"匈牙利捍卫者"的立场进行沟通(贝拉克, 2022指责政府在投资电池制造和电动出行领域时做出了正确决策，而外部"竞争对手"则制造紧张局势（POL2）并试图削弱经济。政府宣称这些竞争者嫉妒匈牙利的成功。从这一视角来看，反对声音源于"地缘政治影响的负面效应"，与中、美、欧之间的电池竞赛密切相关。
但我必须指出 这些都是异常激烈的经济竞争 确实非常残酷。因此 我对这种现象并不感到意外 最说明问题的是 唯独中国电池制造业遭到攻击 其他领域都安然无恙。当然会如此 因为韩国唯美国马首是瞻。德国也不例外 早已失去独立自主地位。(POL2)
尽管存在事实性错误（"只有中国电池制造业受到攻击"），这一引述仍有效揭示了政府的地缘政治思维。电池争议以及"宁德时代对德布勒森的投资，体现了电池投资和中国投资在匈牙利公共讨论中的政治化"（Wu, 2024，第217页）。
通过抹黑对手并将其塑造为外国利益代理人，电池制造支持者所使用的策略使理性讨论无法展开。由于青民盟-基民党政府在议会占据绝对多数席位，将电池争议定性为政治权力斗争对他们有利。若将争议重新置于政治框架内界定，则可论证反对者实为政治利益而抵制电池制造，此时青民盟-基民党凭借其议会多数优势可压制异见，从而实施其吸引投资、维持匈牙利经济发展的策略（参见Mohan 等人，2024与此同时，环境问题被边缘化或淡化（例如，支持者辩称电池制造造成的生态危害比反对者声称的要轻微）。这强化了以下论断：青民盟-基民党的环境政治属于虚假生态主义，其核心在于生态现代化及从气候危机中牟利。